1960年11月5日凌晨，酒泉发射场，夜空如洗，明月高挂，繁星满天。“天气真好！”一夜未眠的徐兰如心情愈发激动，由他亲手签发“准生证”（出厂合格证）的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1059”导弹首飞前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
9点02分，一声轰鸣刺破戈壁的宁静。“1059”喷着火焰从发射台缓缓升起，越飞越快，消失在天际中。
约8分钟后，成功命中目标的消息传来，发射场的人们欢呼雀跃。聂荣臻元帅在当晚的庆功宴上举杯致贺：“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 枚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也是我军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059”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它的仿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掌握导弹技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后续航天型号的研制奠定了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基础。东风破晓，气贯长虹，中国航天事业自此迎来了崭新天地。
为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回眸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国航天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参加“1059”导弹仿制工作的亲历者，从他们的讲述中重温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经历的那段艰苦岁月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探寻航天精神的动人力量……
这些采访对象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已年近百岁，他们的珍贵记忆是中国航天的宝贵财富。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讲述，回望那段尘封已久却值得永远铭记的时光……
记者：您觉得“1059”仿制成功的意义何在？
辜仲华（85 岁）：为航天事业后续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中苏人民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感觉没有专家的援助，“1059”的仿制工作起码要推迟两到三年，他们作出的贡献不可埋没。
记者：作为航天事业开拓者，抚今追昔，您对年轻的航天一辈想说些什么？
徐兰如（98 岁）：现在中国航天的发展比我想象的快得多、好得多，让我们国家扬眉吐气了，对年轻一代航天人，我想送他们八个字，继往开来，后生可敬！
大干“1059”
1957年10月，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苏方承诺在核武器和导弹方面给予中国帮助。
尽管苏联没有答应中国提出的帮助仿制P-5导弹的请求，只同意帮助仿制射程较近的P-2导弹，但新中国的导弹梦已经曙光初现了。
1956年12月29日，任新民（前排右二）在苏联援助的P-1导弹实物交接协议上签字
1957年12月，两枚苏制P-2导弹连同地面设备经满洲里口岸，秘密运抵中国。当时的中国人见过导弹实物的屈指可数，徐兰如是其中之一。
1944年，徐兰如赴美国学习兵工技术时，参观了德国的V2导弹和火箭弹。
1956年，钱学森授命组建国防部五院时专门向聂荣臻打报告，请求调用42名技术骨干，徐兰如与屠守锷、谢光选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1958年1月，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提出了1958年研制工作要点，要求全体人员学习掌握P-2导弹资料，做好仿制生产的一切准备工作。
当时制定的目标是，在1959年9月前完成仿制任务，争取在10月国庆节期间试射，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这也是导弹的代号定为“1059”的原因。
1958年6月，苏联提供的第一批P-2导弹设计资料，共计542箱运抵一分院，翻译和描图工作随即展开。
一部主要负责弹体结构部分的图纸资料。为了抢时间，上级要求在1个月内完成此项工作。
当时一部除了陈耀海、曹亚如两位专门学习机械测绘的制图员外，其他岗位的同志也一齐上阵。
陈耀海回忆，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
苏联专家来了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派出的专家陆续来华。27岁的211厂工艺人员辜仲华被安排跟随焊接专家彼廖夫学习。这位专家早年曾参加过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他把妻子、女儿也带到中国，准备倾力帮助中国早日仿制出导弹。
辜仲华经常去彼廖夫在马神庙的家中做客、请教问题，“那时候单身，主要就是想多学习一些，多提高自己”。
位于北京南苑的211厂4号厂房，曾是“1059”生产的关键场地。前不久的一天，辜仲华带领记者重访这里，凭借记忆找到二层的一间办公室，“彼廖夫专家以前就在这里工作”。
1991年，辜仲华（左一）与当年来华的苏联专家彼廖夫（前排中间）重逢，图为彼廖夫家中
后来担任211厂副总工程师的辜仲华回忆，“专家手把手地教工人焊接是常有的事”。
在苏联专家的精心指导下，200多名修飞机的铆工、80多名工艺工装设计人员改学高温钎焊、氩弧焊等焊接技术，变身为制造导弹的焊工。后来这批人都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当时在一部结构设计室工作的陆友人记得，由于大家想了解的问题很多，室里每周专门安排一天请专家解答大家的问题。
有一次，25岁的陆友人问年纪较轻的苏联专家查鲁宾一个有关尾段壳体上中间框的设计问题。当时来华的苏联专家大都是从事制造、工艺工作的，查鲁宾可能一时也没有想明白如何回答，就对翻译杨靖涛笑着打岔说：“你看，他头上都有白头发了。”
在一部综合试验室工作的魏其勇说，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受到苏联政府的很多限制，但这些专家们“都很好”，为中国航天人尽快摸透仿制要领提供了无私的指导和帮助。
辜仲华还透露了一个插曲，早在苏联专家来华之前，一些工人受“大跃进”风潮的影响，用造飞机的铆接方法依葫芦画瓢造出了导弹的尾段，结果专家来了看都没看一眼，因为根本不能用。
后来，聂荣臻元帅等领导耐心地做思想工作，谆谆告诫大家，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
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大院里的“长明灯”
由于是零基础起步，需要补的课太多，“1059”仿制面临设计、工艺、材料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实现1959年10月首飞的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上级及时调整计划，要求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地推进仿制工作。
1959年12月，一分院党委号召全院职工大战50天，向1960年的春节献礼。211厂全厂掀起了生产高潮，一部党委也要求结构设计室的设计员下到车间去、下到工段去，与工人、工艺人员一起参加大会战。
为了加强设计和生产之间的协调，及时处理问题，时任一部副主任的徐兰如又被委任了211厂副总工程师的职务，并且在总工程师不在时代理其职责。设计方面和生产方面的工作“一肩挑”，让徐兰如忙得不可开交。
各类处理超差、代料的文件都需要他把关签署，徐兰如索性找人做了个木质名章，加快工作效率。
车间里更是热火朝天，设计人员和工人、工艺人员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吃在车间、睡在车间，几天几夜不回家。
魏其勇回忆几十年前的场景，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院里的“长明灯”。
每到晚上12点，各单位负责人都要深入办公室和车间，催促职工回去休息。211厂职工顾大明甚至等到巡查的领导离开后，悄悄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没有人考虑个人休息时间和金钱报酬，只想着早日把导弹仿制成功。”辜仲华说，那个时候，提前完成任务，超额完成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是每个人的追求，“工作做得不好就会感觉脸上无光”。
会战的时候，陆友人和同事们就住在工厂的一间办公室里，地上铺一层稻草，放上几条毯子。到了最紧张的关头，单位还给所有参加加班的职工免费提供加班餐，送到工作现场。提起这项“福利”，很多老同志都心怀感激。
中国的“争气弹”
正当“1059”仿制进入决战阶段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并中断了一切资料和器材设备的供应。有人放言，离开了苏联的帮助，导弹部件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老大哥”走了，反而更加促使中国航天人憋足劲，一定要打好这枚“争气弹”。
今年已经98岁的徐兰如在回忆录中说，“赫鲁晓夫撤走专家，对仿制工作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不过，对我们也有好处。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一些苏方不合理的甚至错误的‘规矩’得以改进，我们可以自己动脑、自己动手、自己创新。”
导弹起竖吊装
比如，在选择发动机试车用的推进剂时，苏联专家说中国生产的液氧含可燃物质较多，使用中可能会引发爆炸，酒精纯度也不够，非要中方从苏联进口，可液氧从西伯利亚千里跋涉运到中国，在路上就要蒸发掉一大半。
“1059”总设计师、一部主任梁守槃经过仔细分析发现，苏联专家把液氧中杂质的气态容积当作液态容积来考虑，两者相差一千倍，再说，杂质是分散分布的，使用时不可能聚在一起发生爆炸。后来，“1059”首飞时就是用的国产推进剂，证明苏联专家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或许是出于“留一手”的考虑，苏联运来的资料中“缺少”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及试车规程方面的资料，“1059”发动机总设计师任新民带领团队发愤图强、废寝忘食，用两个月编制出了试车台设计任务书。
1960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导弹发动机试车台竣工验收，随后成功进行了发动机点火试验。
准备发射的1059导弹
为了争取时间，同时也受制于生产条件，“1059”的许多部件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工厂协作生产的。航天档案馆珍藏了一幅“1059”器材供应分布图，那时，全国约有30多个省（区市）、1400多个单位直接和间接参与了仿制工作。
在这张全国协作网上，主要的承制厂就有60多家，遍及东南西北各地，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多个领域。
1960年8月12日，五院一分院的最后3名苏联专家奉调回国。14日，时任五院副院长的王秉璋、王诤去北戴河向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聂荣臻汇报工作。
聂荣臻说，中国人民是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导弹。他还说，“1059”不要忙着在“十—”试射，应当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再试射。
1960年10月23日，装载着准备进行首飞试验的“1059”导弹及全体参试人员的专列离开北京奔赴酒泉发射场，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